蔡希陶，字侃如（1911年4月10日—1981年3月9日），浙江东阳人，男，汉族，中共党员，原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所长，研究员。他于1930年进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之一）后，刻苦好学，出色地完成了北平附近的植物标本采集任务，也在第二年就与胡所长合著，发表了“四川省唇形科植物之研究”论文，胡所长赞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一天，胡先骕给大家谈了在我国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是云南，那里十分闭塞，只有极少数中外植物学家做过短期的考察，空白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创立生物调查所就是要发展中国的生物学，越是空白的地方，越需要去考察。胡所长的一席话激发了年纪刚过二十，血气方刚的年轻蔡希陶的雄心壮志。他寻思：与其在标本馆按部就班地工作，读千本书，不如到大自然中走万里路。因而，他主动请缨：赴滇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1932年3月，蔡希陶便身怀胡所长亲笔信函，带着从社会上招聘的两名青年一起起程，踏上赴蛮瘴云南之途。刚出了北平，那两名青年获知要到万里之遥的云南，因害怕、后悔而溜走了。受爱国心的驱使、事业心的鞭策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蔡希陶没有犹豫，孤身一人毅然前往，道经京浦路，到南京改乘轮船，溯江西上，入川至宜宾，在那里招了一名挑夫，步行入滇。从此以后，蔡希陶就与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结了一生之缘，从事植物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和为地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云南植物王国的揭幕人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历来被誉为“植物王国”。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山高谷深、多民族聚居，经济落后，运输仅靠人背马驼，而且到处瘟疫频发，盗匪横行，不仅外人把入滇视为畏途，即使生活在昆明地区的人非不得已也不轻易到边远地区，他们怕“要到元江（或盈江）坝，先把老婆嫁”，回不了家。对于中外的植物学家来说，也只有极少数敢冒险到云南个别地区进行短期的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有的还葬身于林海。“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与蔡希陶结伴的，除了一小群被他自称为“流动的鲁宾逊”外，还有一匹马、一条狗和一只猴子，颇得其趣，忘了寂寞与艰辛。从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期间，他们的足迹从磅礴的乌蒙山到终年积雪的碧罗雪山，从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到澜沧江和红河两岸的密林，风餐露宿，出入在土匪盗贼横行之乡，蛮烟瘴雨之地，也与黑彝头人喝牛血酒结盟。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采集了21,000余号的10多万份珍贵的植物标本，其中有不少从未被鉴定的新物种，为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此，蒙在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就被揭开了，人们第一次见识这个植物宝库的真面目。
二，植物科研机构的奠基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件，战火从东北燃到华北。那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而作为民间科研机构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也岌岌可危。为了预留后路，胡先骕在1938年春天要求蔡希陶再次赴滇组织后方基地，筹建昆明工作站。从此，蔡希陶便移来眷属，在云南安家，成为云南以及后来中国科学院在云南两个植物科研机构的奠基人，为我国植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的云南，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内地人想要在昆明成立一个学术机构，谈何容易。但蔡希陶却马到成功，那是因为他在云南采集标本三年，其为人与才干已是众所周知，尤其深得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信任。而蔡希陶所提出的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合办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专事调查、研究云南植物，促进地方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创意很快就获得云南省府的认同。这样，在同年7月24日，地处昆明北郊黑龙潭的这个研究所便正式成立了。蔡希陶负责购地和办公室的建设，他在经济十分紧缺的条件下，组织了滇省的植物考察和标本采集，使馆藏标本很快达69,000号，也引种栽培了一批经济林木。那时与其共事的陈封怀在“忆述希陶同志一生”文中认为，农林所的建立“以希陶同志为首创之功”。其时常带西南联大学生到农林所实习的吴征镒在“也是迟来的怀念”一文中则把农林所誉为“那时的植物学‘最高学府’，……也是旧中国的一个植物分类学活动中心”。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滇的单位纷纷回迁，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科技人员仅留下研究员、副所长的蔡希陶挑重担。随后，我国又陷入内战，民不聊生，云南省府和静生生物调查所先后减少以至于停止给农林所的拨款，加之于通货膨胀，农林所在风雨中飘摇。作为一条硬汉的蔡希陶为了所里10多名员工的生计和对1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维护，只好组织员工种菜、种烟等出售，也在昆明市内租铺面开设鹦鹉商店出售花木和观赏小动物等，苦撑至昆明解放。
1950年，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希陶任站主任。获得新生的蔡希陶在1951年就踌躇满志地筹建昆明植物园。他一方面征地，一方面接受开明人士在土改时捐献的以云南山茶花为主的大量观赏植物和果树，构建了植物园的框架。在蔡希陶的领导下，昆明工作站及所属的植物园欣欣向上，也在科研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于1959年4月升格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如今，昆明植物所已成为国内外负有盛名的科研机构，蔡希陶为其建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蔡希陶的科学译著目录中，人们十分纳闷：在“而立”之年以前，他已在植物分类研究上发表和出版了较多的论著，是科研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为何从“而立”之年以后反而少有论著？1980年，蔡希陶在“我的兴趣是什么”一文中解开了人们的疑团。他说
“我在云南长期旅行，接触了不少农民朋友，他们看到我跑这么长的路，花这么多的钱，就时常问我：你采这么多的花花草草，拿回去做什么用呢？……从此我就把这个问题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工作应该做在实用的刀口上，群众才会同情我。于是，我立定要用植物学这门理论学科去为人民做一些有用工作的志愿”。这也是他常说的，要在大地上书写“立体文章”。建立植物科学的研究机构，为人民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就是蔡希陶立愿要书写的一类重要“立体文章”。所以，从云南农林植物所的筹建到抗战后留守黑龙潭，不愿返回北平，苦撑至解放和从1951年筹建昆明植物园，到昆明植物所建立，蔡希陶都全身心投入到这个科研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上，以及进行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为人民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而无暇顾及撰写供发表的论文。这也正是为何他刚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奠定发展的基础后，又马不停蹄地到西双版纳筹建一个热带植物园的缘故。
西双版纳地处滇南边陲，与老挝、缅甸接壤，距昆明700多千米。蔡希陶既悉知那里经济社会条件十分艰难，更知道那里分布有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和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进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科学研究的最理想地方。他在“我的兴趣是什么”一文中也提到：“居住在城市大厦中很难接近植物，所以我就移樽就教到植物茂盛的山间密林附近去居住和工作。远离城市，工作和生活条件是要差一点的，但是条件是人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条件。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然界的对象，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去侈谈其它辅助条件”。这样，年近半百的蔡希陶以他奉献科学的精神和高尚人格的感染，于1959年带领一批年轻科技人员和工人，他们自称为“集体的鲁宾逊”，在一个由澜沧江一大支流罗梭江环绕的“葫芦岛”上，用“十八把大刀”披荆斩棘地“双手劈开葫芦岛”，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在他的领导和身体力行的带领下，这个建立在热带林海和穷乡僻壤的植物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诸多困难，很快地在建园和科研上出成果、出人才，名闻中外，而于1978年升格为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三，植物资源开发的先驱者
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是蔡希陶“立定要用植物学这门理论学科去为人民做一些有用工作的志愿”，以及要书写的另一类“立体文章”。在年轻时，他与俞德浚合译的《系统植物分类》和《农艺植物考源》等论著已反映了蔡希陶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上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而经过二三十年的科研实践，以及与吴征镒、裴鉴、曾呈奎合著的《植物资源学》（1961）则使他成为我国近代植物资源开发的先驱者。在从事植物学的50年研究中，蔡希陶与他的同事们发掘、遴选、试验、推广了几十种重要经济植物，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0年，云南成立“烟草推广委员会”，蔡希陶任干事，开始介入云南的烟草事业，然而深知缺乏优良品种是制约云南烤烟发展的瓶颈。1945年，蔡希陶通过老朋友陈焕镛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名贵烤烟品种“大金元”种子。随后他与俞德浚等人投入了烟草的繁殖、优质烟叶栽培试验、良种的保纯和培育适合云南风土的新品种等研究，获得成功。因而，云南烟草改进所在1949年“遂委托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昆明黑龙潭设场继续办理，对本省推广美烟籽种之保育及研究试验，均获相当成绩”。后来经蔡希陶等举办的烟草技术人员训练班和大量繁殖提供农村推广种植的“大金元”良种烤烟种子而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云南烟草业的大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51年，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急国家需求所急的蔡希陶便立即组织昆明工作站的科技人员积极配合农垦部门前往云南热区进行了多次的橡胶宜林地的调查，科学地提出了“河口、西双版纳等地有大面积的平原和丘陵地适宜于三叶橡胶的种植，有些地区的生长情况可以同海南岛的橡胶媲美”的建议。也对1953年在昆明召开的橡胶宜林地总结会议上，中苏专家一致认为德宏州可以发展橡胶生产的建议提出异议，再三强调那里“因气候不适宜三叶橡胶的生产”。以上的科学结论和建议被垦殖部门所采纳，也为后来云南橡胶种植业发展的实践所证实。如今西双版纳已成为我国仅次于海南岛的橡胶生产基地。作为主要参加者的蔡希陶也于他逝世后的1982年，在“橡胶树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项目上获“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蔡希陶则立足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他的领导、组织和亲自参与下，这个植物园从国内外引种栽培了3 000多种热带植物，并对较多的经济植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60年代初期，为解决当时粮油的困难问题，他开展了种仁含油率超过70%的野生油瓜的家化研究；进行可以代粮的芭蕉丰产和加工研究，亩产芭蕉达4 000千克；在附近傣族村社进行双季水稻的试验，推动了西双版纳的粮食生产。在70年代，蔡希陶不顾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严重摧残，又忘我地工作。为了解决当时我国对原产于热带地区的南药进口问题，他组织了砂仁、毕拔、千年健和血竭等国产南药资源的开发研究，并成功地研制了国产血竭，结束了被药圣李时珍誉为“活血圣药”血竭的一千多年的进口历史；为解决当时的能源供应问题，他领导了石油开采所急需的水基压裂液原料植物瓜尔豆的引种、栽培和加工的研究，获得良好的应用效果而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也在我国首先开展能源植物小桐子的栽培和油脂在手扶拖拉机的应用试验，获得成功，为该园后来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四，愿当科学道路的铺路石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科技人才是十分稀缺的资源，要在那里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科研机构谈何容易！作为年已半百和在热带植物园中唯一研究员的蔡希陶，在他立志书写的“立体文章”中还包括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他常以“在西双版纳，一屁股坐下就能压倒三棵药草，一打开窗户就可找到研究课题”去激励年轻科技人员，而他那“愿当铺路石子”的动情语言则为年轻科技人员在科技上的攀登增强了信心。
家在昆明的蔡希陶很少回家，以至于被妻子埋怨为“住旅馆”。他长年累月地在边陲农村的葫芦岛上与园里的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身体力行，除了利用晚上为年轻科技人员讲植物学课，开设英语和植物拉丁语培训班，以及抽空为年轻科技人员修改论文外，还经常带领他们到热带雨林科考、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也到试验地、实验室与他们一起做试验与测试，手把手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热带植物科学人才。
也在他那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下，在他的学生中，有三名后来分别成为我国有名的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的专家，他们也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四个独立研究机构的所长，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希陶辞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少部分骨灰洒在由他创建的昆明植物园中的由他手植的一株水杉树旁。而骨灰盒则安放在由他创建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的由他亲植的一株龙血树下，这位大自然的赤子又回归了母亲的怀抱。在树旁，竖立着一块镂刻着由陈封怀书写的“一生为国建家园，开辟边疆觅资源；西双版纳成大业，惨淡经营工作严”墓志的巨石，在巨石下，一股清泉终年涌出，由小而大，流进三个自然式的水池中。蔡希陶一生的“奉献科学”已成为热带植物园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他所书写的“立体文章”则成为该园发展的重要基础。“葫芦岛”人沿着他所铺设的道路，已把这个植物园建成了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国家战略资源植物保存基地、国家科普教育基地、国家生态旅游基地和国家高级科技人才培养基地。
蔡希陶重要科学著译选录
著作发表（写作）年代发表刊物
四川省唇形花科植物之研究
（与胡先骕合著）1931《静生汇报》，2:259～266
农艺植物考源
（与俞德浚合译，胡先骕校）1936商务印书局，1940年初版
中国豆科植物之研究（一）
（与俞德浚合著）1936《静生汇报》，7（1）:19～34
中国蔷薇科植物之研究（一）1936《静生汇报》，7（3）:113～126
（与俞德浚合著）
中国之蔷薇科植物（一）
（与俞德浚合著）1937《科学》，21（6）:518
中国豆科植物之研究（二）
（与俞德浚合著）1939《静生汇报》，9（5）:257～269
云南省野生植物的综合利用问题
（与裴盛基合著）1959《生物学通报》，7月号:293-296
植物资源学
（与吴征镒、裴鉴、曾呈奎合著）1961《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生物学I 》，
科学出版社，56-74
油瓜的生物学特性1962《生物学通报》，3:1-3
国产血竭植物资源的研究
(与许再富合著)1979《云南植物研究》，1（2）:1-10
中国姜科砂仁属植物新资料
（与陈佩珊合著）1979《植物分类学报》，17（4）:90-92
主要参考文献
吴征镒主编.1991.蔡希陶纪念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PP.
旭文，王振淮，晓戈著.1993.蔡希陶传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358PP.
许再富.1996.蔡希陶.在：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生物卷），中国科协编，490-500.
王雨宁，蔡立，王振淮著.2004.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蔡希陶与世界名园，
河北大学出版社,286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