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后方各省，烟草供需矛盾异常紧张，出自一个植物学工作者的心愿，用植物学理论学科去为人民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蔡希陶和俞德浚两位先生，从40年代初开始，利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种苗交换的渠道，先后引进了一批美国烤烟品种(美烟品种)，进行栽培试种研究。可以说是机遇吧!在众多引种的烤烟品种中，“大金元”这个品种，特别喜爱云南的气候、土质，生长十分健壮，产量高，其烟叶的色泽，香味，厚薄度，等级质量等都特别优良。经卷烟制造厂试用后，确认大金元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扩大栽培试种，在云南推广生产，为卷烟制造业提供优质原料的优良品种。
但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个私立的科研单位，当时经费来源枯竭，职工生活朝不保夕，科技人员纷纷离去，哪有钱来为“大金元”烤烟的发展，去搞扩大试验，推广生产呢?在旧社会，由于政府的腐败，不关心支持种植业，搞种植业的人，低人一等，有谁又会愿意把这个“新生的婴儿”——“大金元”烤烟，接过去扶养成长呢?如果仅仅以引种试种成功，写一篇论文报告为结束，那么“大金元”烤烟，就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蔡老不愿意看到那样可怕的结局，他以他那种特有的，充满活力的开拓精神，勇挑重担，团结所里仅有的几位职工，在继续试种口“大金元”烤烟的同时，多方奔走，宣传联系，争取能得到起码的一点支持。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企业局(后改称云南人民企业公司)，考虑到一旦“大金元”烤烟试种推广栽培成功，他们有利可图，于是，1 945年有条件的，施舍性的拨给农林植物研究所一点微薄的试验专用经费。尽管经费很少，蔡老还是信心百倍，带领所里职工，租用昆明黑龙潭附近农民的土地作试验场地，自己动手设计建造烤烟的烤房，亲自参加种植，管理，烘烤烟叶，钻研总结栽培，烤制烟叶技术，起早贪黑，艰苦奋斗。通过苦干实干，把“大金元”烤烟的试验推广工作向前推进。这时，云南省烟草改进所，要求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大量繁殖“大金元”烤烟种子，作为在云南农村推广种植烤烟的专用种子，并举办烟草技术人员训练班，聘请蔡老师讲烟草栽培学课程，学员就到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试验场实习，聘蔡老担任学员实习的总指导老师。从此，“大金元”烤烟，就在云南农村“安家落户”。现在，云南烤烟种植业和卷烟制造业蜚声国内外，为云南的经济振兴，农村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蔡希陶与“大金元”烤烟结下这段不解之缘，是他在研究植物的一生中，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昆明，物价飞涨，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经费来源又已断绝，他是副所长，既要管职工的吃饭问题，又要管自己爱人孩子的吃饭问题近十万份植物蜡叶标本是国家的财富，不能被水湿虫害损伤，“大金元”烤烟的试种推广工作不忍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植物学工作者，挑这担子是够沉重的，虽然团结大家，自力更生，种菜，种包谷，种洋芋，种南瓜，种烤烟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但仍有青黄不接，无米下炊的日子。蔡老一家常年与职工一起搭伙食，遇上用南瓜代粮充饥的时候，他的还不懂事的孩子嚷着不吃，他拍拍孩子的头说，这是鸡蛋炒饭，快些吃吧!他经常需要到昆明市区联系工作，但从来不进食馆里吃一餐饭，职工们也很理解他的心情，饭熟了他还赶不回来，饭菜冷了大家也要等着他回来一起吃。
蔡老生活一贯俭朴，穿着很少讲究，加上这时经济困难，每天奔波于“大金元”试验场地，经常脚上穿的是翻皮半统皮鞋，浅咖啡色的帆布裤子和褪了色的西服上装，粘上了黑龙潭的红土，实在显得与他渊博的学识和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不相配，也就为此，常受某些势利小人的窝囊气。在为了“大金元”烤烟的试验推广，去云南省企业局联系试验经费，那些西装革履的办事人员也会给他白眼看，使他非常气愤，常说，不是为“大金元”烤烟的试种推广，决不愿跨进那衙门一步。以后，除非是非要他亲自去才能处理的事，他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进去处理外，其他的一切联系工作，由他送我们到省人企局门口，把公章，私章交给我们进去办，他在外面等着。
蔡希陶与“大金元’烤烟这段艰辛的历程，是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有事业心的科技工作者在旧中国痛苦遭遇的事例之一。直到昆明解放，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接管，蔡老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和领导下，深感当家作主人的幸福，接受党和政府交给他的新任务，他是那么充满激情，勇往向前，争为人民多贡献，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纪念蔡老逝世10周年，80诞辰，出版《蔡希陶纪念文集)》之际，特写此短文以志怀念。
文字录入校对：依万仑，杨云
